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

·编者按·

　　离开医院，任何医疗体制改革都不会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现阶段，公立医院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公益性淡化，私益性强化。根本问题仍是体制问题。

　　改革旧有的医疗体制，必须破除垄断，培育公平竞争的医疗市场。而公立医院改革的目标选择是，建立产权明晰的现代医院制度。

　　四年前，周宜强经历了人生的一个重大转折。天命之年的他令人费解地辞掉了三甲公立医院院长职务，变为一家民营医院的院长。

　　2005年，他又从民营医院辞职，转而成为具有政府背景的医院管理集团董事长。

　　而就在这数年间，公立医院如何改革？民营医院如何前进？成为至今未果的医改大讨论的重点。但共识是——公立医院改革是新医改中最艰难的一环。

　　以宿迁医改为代表的公立医院改革模式受到部分媒体质疑，而同时，制造“送子观音”神话的北京新兴医院等民营医院，亦陷入了信用危机。　　

　　公立医院、民营医院，往何处去？

　　三甲医院：改革与改革后的困境

　　1992年，周宜强成为了一家省级三甲医院的管理者——河南省中医院副院长。但这时医院和其他地方的中医医院一样，经常因为没有病源而“吃不饱”。

　　周和同事们一起进行了大胆改革，其中，降低药价是他们最先想到的吸引病源的办法。为了使药价具有竞争力，周“顶住压力，对医院药剂部门进行改革”。周让药剂师直接去药材批发市场进原料，回来自己炮制成药。这样质量好，价格又便宜。

　　周进行的第二招，就是用人机制改革。跟当时大多数医院改革者想到的办法一样，周在全院公开招聘科室主任和护士长，能者上任，并签订责任书。而受聘主任自己组阁科室内部人员，院里不再干涉。没有受聘者则待岗培训。

　　“阻力非常大。”周认为，在医院用人系统中的最大弊病是终身制，包括医务人员职称终身制，而他正是对此“开刀”。“只要是人才，我们可以低职高聘，如果没有医术能力，就会高职低聘。”

　　一系列措施后，医院赢得了信誉，有了病人。1999年，周宜强成为该医院“一把手”，到2003年时医院收入翻了两倍多，从两三千万到六千多万。

　　这段时间里，和周所在的医院一样，很多医院都进行了类似的内部管理机制调整。

　　其时中国医改亦拉开了序幕。

　　1997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卫生改革与发展的决定》出台；1998年底，《国务院关于建立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决定》总体方案出台。随后中国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文件，确定要同步推进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医疗机构和药品生产流通体制三项改革(即三改并举)，来构建医疗保障体系。

　　然而，此后医改陷入了僵局。

　　周宜强的医院改革也面临突破乏力的困境。

　　当了12年公立医院管理者后，周宜强发现有些问题是公立医院院长无能为力的。他最苦恼的是没法调动医务工作者的积极性，没有人事权。如设备、房子、土地都是国家投资的，人员工资国家补贴占到70%左右。“这就是吃大锅饭，缺乏积极性。”

　　虽然周大胆进行了人事改革，但感到“压力很大”，“不能解聘不合格的人员”。其他公立医院在这方面亦是如此。

　　其次，难以突破现有的药品流通体制。“主管部门不允许了，必须通过集中采购。”周遗憾地称，他们直接去药材批发市场进药的行为被制止了。

　　而周注意到，公立医院买药或者医疗设备，比民营医院的进价基本上要高出三到四倍。周对药品集中采购的作用表示怀疑，“集中采购和招标下面有暗流涌动”。

　　这在他后来的经历中被证实了。在成为一名民营医院院长后，周观察到民营医院买台B超机花20万，同样的设备被公立医院买走时花了100万。

　　其他例如红包、回扣等，在现有体制下更是难以解决。

　　周得出结论，医院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需要改革。怎么改？在2003年，周似乎寻找到了答案，选择了惊险“一跳”。

　　民营医院：新机制与“没地位”

　　2003年，在亲友不解的目光下，周宜强脱掉了“公立”外衣，成为一家私营医院广东祈福医院的院长。

　　“要的是一个学习机会。”周这么解释 “为什么舍得公立身份”，他表示，在这家私营医院能学习到国际化的管理经验，可能是他人生中难得的机遇。

　　祈福医院号称是国内规模最大的民营医院。周宜强说，他的感觉是“刘姥姥进了大观园”。因为，这一年，广东祈福医院正在申请JCI(国际医疗卫生机构认证联合委员会)标准认证，一套全新的医院管理模式在周面前展开。

　　JCI标准的理念是医疗服务“以病人为中心”，建立相应的政策、制度和流程以鼓励质量改进，规范医院管理，为患者提供周到、优质的服务。这种理念下的医院管理模式，显然已经和国内大多数医院管理方式不同。

　　历经2年、花费 1700万元认证费后，广东祈福医院成为中国第一、亚洲第二个通过该认证的医院。周幸庆自己亲自参与了这个过程，他感到“彻底刷新了管理理念”。

　　吸引周的另一个原因是，祈福医院有高端的医疗设备，可供作相应的医疗研究。

　　周还有了另外一些意外收获：尽管这家民营医院为周开出了不菲的薪酬，但没有配备如公立医院那样的福利——开车司机和秘书。为此，周自己学会了开车，并自己写文件。

　　2005年，周再次选择了离开。

　　选择有些无奈。对于一个肿瘤专家而言，最让周宜强难过的是，由于自己的“民营身份”，导致其学术地位、社会地位严重下降。

　　传统的卫生体系惯性，让周宜强感觉自己成了一个“外人”。如政府科研立项、进入学术团体、评定学术成果、职称等，似乎都没有民营医院专家什么事。

　　最刺痛周的是，当他在公立医院当专家时，病人找他看病要排上半年队，但是来到民营医院后，“找的人就很少了”。“他一看你是民营医院就不一样了，信任度就不行了。”

　　而周的朋友，一位北京广安医院的专家也经历了同样遭遇。为此，周得出结论，再“厉害”的人，离开了公立医院这个平台，就没有影响力了。

　　影响力和公立医院的平台已经紧密联系，不可分割。

　　促使周离开的第二个原因是，他不能完全适应民营医院产权人的管理方式。

　　当时，周宜强还身兼数项社会职务，如中华中医药学会肿瘤分会委员、中华中医民营医院管理分会主任委员。这种身份，使他免不了要出差参加各种会议和专家会诊(卫生体系内的惯例)。但这种工作状态并不被医院产权人所认同，周被要求，不能“占用工作时间，参加会议和外地会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