种种争论将宿迁医改推向了一个漩涡。而张新实就此事曾表示：“宿迁的医改是我们的尝试，我们并没有认为它应该承担全国标本的责任。”
有社会学方面的专家认为，学术界的不同看法往往将一件事情置于舆论漩涡中，如果没有足够的自信力，它通常会迷失方向，所以他建议各种争论都应该立足事实基础。
魏凤春于12月7日发布的报告结论认为，宿迁医疗卫生体制改革是政府在财政压力极大背景下，寻求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医疗卫生体制的过程。改革的实践有较为充分的理论准备，在实施过程中坚持了试点与全面推行相结合的做法，改革方案具有整体性、彻底性，并努力做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
不过改革也存在着技术保障不足，存量改革中的受让对象选择欠妥，以及流量改革中门槛较低等不足之处。
从改革的实际成效来看，通过改革，宿迁“看病难”的问题基本得到解决。“看病贵”的问题呈曲折发展态势。竞争降低了常规医疗服务的价格，技术推广与服务水平的提高促进了医疗新项目的使用，这又引致新增医疗服务价格的上升。
医院在竞争中得到了成长，政策与资金的约束是其短期行为的重要诱因，医院的盈利模式与治理结构存在严重缺陷。政府建立了公共卫生框架但投入不足，结构仍欠合理。政府加强了医疗服务监管但医疗秩序仍欠规范，监管理念与水平等需要进一步提高。
“总体来看，宿迁市的医疗卫生体制改革阶段性成果比较显著，改革目标尚未彻底完成，部分环节尚待加强。”魏凤春认为。
李玲的报告认为，宿迁医改是被逼出来的，其改革并未达到医改的最重要目标，公共卫生发展和“看病贵”问题都没有解决。所以，这一改革是失败的。
一直关注中国医改的中国社科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秘书长唐钧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认为，把“市场化改革”用于医疗卫生体制改革是不对的，在政府、市场、企业和非营利组织等社会单位中，医院的定位应该是非营利性组织，“但是目前我国对这一定位没有可操作性的东西”。
同时，他认为，政府的定位也必须弄清楚，“政府应该是代表老百姓来对医院进行管理而非参与到医院运作中去。”
由此，唐钧认为，宿迁医改的评断应该看是否对两个定位的问题解答清楚了，如果没有解答清楚并坚持市场化改革，就应该是予以否定，其未来发展也值得怀疑。
菏泽：为医改而医改
就在社会各界争论宿迁医改的成效时，曾经同样引发社会广泛关注的菏泽现在开始保持沉默，相关方面对于那段时期发生的一切并不愿意多谈。这个城市的做法曾一直被称为“卖光式改革”，该研究案例至今在业界仍时常被提及。
“新医改方案也即将出台，将来公立医院的路该怎么走，由历史去选择。”政府主管部门的官员面对媒体如是表示。
山东菏泽市立医院分院的一位负责人告诉本报记者，那次经历了一年多时间的变革，对医院后来的发展还是产生了影响。“对于医院而言，尽管可能会产生了一些经济损失，但也将那些公立医院积攒了几十年的弊端充分地暴露出来，这才是最大的收获，就算重新收回，我们医院不可能再回到原来的老路上去。”
反观菏泽医改，应该追溯到2003年12月11日，当时菏泽市政府办公室出台《关于推进公立医院产权制度改革的意见》中指出，全面推进公立医院产权制度改革“超常规、高速度、跨越式发展”。
这一意见发布之后的2004年4月起，菏泽市开始了大规模医改。包括菏泽市市立医院及分院(简称市立医院)、菏泽市第二人民医院、菏泽市第三人民医院等共5家医院全部实行市场化改革，先后被卖给了上海道勤控股股份有限公司、青岛保税区双威贸易有限公司、济南文江实业公司等几家企业，5家市直医院由“公有制”变成了“民营”。
时任的菏泽市政府主管部门官员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声称“卖医院就是为了能够改变当前医院经营不善而效益差的状态”，认为“卫生事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推进市场取向的改革，医院的体制必须进行改革，而且要进行得彻底，不改产权的改革就不是真正的改革”。
菏泽市卫生局的一位前副局长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认为，从后来的情况看，医院的购买者们由于没有运营医院的背景，致使他们接手医院后，并没有迅速厘清当时的各种复杂关系，加上民营医院急功近利的特点，以利益为主导的弊病凸显，最终成为医院职工全面反水的重要原因。
魏凤春认为，菏泽医院改制前，政府没有充分的理由表明市场办类似的医院比政府办更有效率，因为政府对于市场化，特别是政府与市场提供与生产的比较优势理论理解不深。
同时，他认为，菏泽改革与宿迁改革最大的不同在于其体制外的改革，前者基本还是在体制僵化的背景下进行的，而宿迁则不同，它经历了多年的准备和配套支持，医改仅仅是整个社会体制改革的一部分而已。
有专家认为，菏泽医改这个具体的个案已经结束，但留下来的很多问题值得研究，菏泽的公立医院其实也正是全国各地地方医院的一个缩影，尤其是在中国医改将迎来一个全面变革的关键时期，再次从菏泽失败的医改试验中分析和发现问题，都具有极大的政治经济学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