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经检察机关查实的仅1人，就是被另案处理的原省计划委员会副主任陈作贵。

 

　　1995年下半年，她与陈作贵相识，她深知陈手握重权，便向陈作贵频频发起进攻，仅仅交往几次，便勾搭成奸。陈作贵对她言听计从。她出谋划策，搞假招标，使陈把省计委北京联络处装修工程交给她妹妹的姘夫吴有恒承包，她从中获取100万元。

 

　　她用这些钱又去贿赂更多的人。短短几年，她用色相和金钱营造了一个关系网，揽到了一个又一个重大工程项目。她成为许多人羡慕的“女能人”，别人揽不到的工程，她一出面就能“搞定”；别人办不到的事，她一出面就能办得到。

 

　　即使在汉寿县被关押期间，为了与外界串通，她还以色相勾引负责监管的万江，当时是汉寿县看守所副所长的万江“欣然笑纳”，并违反监管法规和办案机关对重大案犯的监管要求，先后4次提供电话让蒋艳萍与外界有关人员通话。她对亲友通电话说：“在中国是权大于法，要用最大的努力争取好的结果。”万江还4次为蒋和有关人员传递信件和字条，为蒋串供提供方便，严重干扰破坏侦查审讯工作，造成恶劣影响。

 

　　蒋艳萍的母亲先后3次向万江行贿1万元。据万江交代，蒋艳萍的妈妈第二次来到他家，蒋的妈妈捎话：“还是按原来的讲，那100万元是蒋兰萍（蒋的妹妹）寄存在你那里的……蒋兰萍没有抓到，外面的事请放心，我在外面活动。”

 

　　在万江的帮助下，蒋艳萍和众多与此案息息相关的人取得了联系。几乎在一夜之间，侦查人员感到风云突变：几乎所有重大涉案人员都翻供、新查获的线索难以深挖、相关人员的供述惊人的相似……

 

　　据此，公诉人在法庭上指出，性贿赂现象不能不引起人们的关注。性贿赂比钱财贿赂更具诱惑力。有的领导干部在金钱面前尚能自制，但在女色面前却乱了方寸。

 

　　对此，蒋艳萍的辩护人认为，性贿赂不是法律名词，性贿赂难以确定和量化，因此我国《刑法》没有明文规定其构成犯罪。

 

　　湖南轩辕律师事务所陈律师说，“性贿赂”现象并不少见，危害极大。“性贿赂”的特点是比较隐蔽，难以查处，行贿与受贿者都容易逃避罪行，说是通奸，两相情愿。在现行法律还没有明文规定的情况下，要采取立法解释或司法解释对“性贿赂”作出具体规定还有一定困难。他认为，要把“性贿赂”归于贿赂的范畴，作为贿赂罪的一种形式。

 

　　在作最后陈述时，蒋艳萍对自己的行为有所悔意。她说：“4天的开庭对我的帮助和教育是非常深刻的。我认为确实存在犯罪事实，为自己的犯罪感到痛心疾首。我自己本来是很纯洁的，由于自己没有把握住，染上了不应该有的颜色。”

 

　　公诉人说，掩卷深思，本案给人以启示，“洁身自重，是立身之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