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进一步的研究发现，尽管多生意愿是我国历史上生育数量意愿的主流，但少生少育意愿也一直不绝如缕地与之并存着。韩非认为“古者，丈夫不耕，草木之实足食也；妇人不织，禽兽之皮足衣也。不事力而衣食足，人民少而财有余，故也不争”，“今人有五子不为多，子又有五子，大父未死，而有二十五孙。是以人民众而财货寡，事力劳供养薄，故民争”。[6]他从社会财富增长不如人生育增殖快而持少生意愿。王充说：“妇女疏宇者子活，数乳者子死，何则，疏而气渥，子坚强，数而气薄，子软弱也。”[7]他从多生多育会降低新生人口素质持少生意愿。他的朴素的观点中包含着科学道理，现在遗传科学证明，多生会造成妇女身体亏虚，使子女病弱，并且缺乏生物学优势。唐代王梵志把少生的意愿凝聚在诗句中，他写道：“生儿不用多，了事一个足。省得分田宅，无人横煎蹙。但行平等心，天亦念孤独。”他所表达的生育意愿已与我们今天提倡的“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完全相符。但不仅如此，他甚至还认为即便是不生不育亦无不可，“男女有亦好，无时亦最精”。上述这些少生的数量意愿，在人们普遍崇尚多子多福，无论贫富贵贼都竞相多生的时候，是十分难能可贵的。它在说明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究竟是不是多育民族和多育文化的问题上，颇有旁征价值，分析我国古代生育心理思想，似不应忽视这一存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