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从生育动机、生育目的、生育意愿和新生人口心理素质的遗传等问题探讨了中国古代生育心理思想，揭示出古代社会居于主导地位的生育动机、生育目的和相互对立的生育意愿；分析了它们对今天人口控制的影响；概括并评价了古代关于新生人口的心理素质遗传性的理论。

    　

    关键词：生育心理生育动机生育目的生育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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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引言

     我国古代有着极为丰富的生育心理思想，只是由于有关生育心理学的系统研究至今尚未开展，古代生育心理思想的发掘整理因此也依然阙如。本文拟就生育心理学中的一些主要问题在古代思想家生育心理思想中的反映作一探讨。

    2生育动机

    　生育动机在我国古代生育心理思想中占有突出位置，主要以“尽孝”的动机表现出来。由孔丘提出，又为孟轲加以发展的以“孝”为主旨的生育动机是我国社会几千年来最具驱动力的生育动机。虽然，“仁”是孔子思想体系的核心，而仁的根本则是“孝”，“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欤”，[1]但从心理学角度看，“孝”又是驱动人们生育，特别是驱动人们生育男孩的动机力量。这是因为在孔子学说中，“孝”首先意味着生育传嗣，延续香火。孔子说：“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很显然，没有子嗣，祖宗祭祀就会结束，香火就会断绝，为人子者要做到孝，就必须生育儿子以延续宗嗣。对此《孟子?离娄》中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舜不告而娶，为无后也；君子以为犹告也。”不孝三事，赵歧的注释是“阿意曲从，陷亲不义，一也；家贫亲老，不为禄仕，二也；不娶无子，绝先祖祀，三也。”在孟子看来，绝育无后是比陷亲不义，不光宗耀祖更为不孝的事。因此，虞舜为了怕绝后纳唐尧的女儿为妻媵时，顾虑到会遭到顽劣的父亲瞽瞍的反对而不禀告他乃是在更高层次上尽了孝，君子不应当说他做得不对。可见生育传嗣在儒家思想中是被视为了“孝”的最高体现，“孝”也就成了人们最强的生育动机。其次，在儒家生育思想中，“孝”还从赡养，尤其是敬重父母上起着生育动机作用。孔子说：“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孔子认为，孝不能仅局限于界亲，因为犬马都能有听养，重要的是敬重双亲。怎样才算是敬呢？“有事弟子服其劳，有酒食，先生馔”只能算是赡养，尚不是称为孝敬。要做到孝敬，一是儿子在父母面前要经常有愉悦的容色。《礼记?礼充》中说：“孝子之有深爱者，必有和气，有和气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惋容。”二是“无违”，即不违父母旨意。三是父母染疾不适时为之医治去忧，孟武伯问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忧。”儒家学说通过对孝的规范，不仅制定了儿子对父母的行为准则，也把父母的生养、病医、死葬和精神愉悦都托付给了儿子。这样，对孝的动人后果的歧望与追求，必然成了推动人们从自身的“老有所养，老有所医、老有所敬”诸方面而去谋求生育儿子的强大动机力量。

    　在二千多年前，当华夏人口只有约二千多万时，孝的生育动机对维系宗姓的存在，促进人口发展与社会进步，对创建东方特有的家庭道德准则，培养汉民族传统的亲子情感，对提高人的生育动机水平，使之远离全凭性欲驱使的动物生育心理都起到了积极作用。但与此相伴的是“传宗接代”、“养儿防老”的生育动机也因此在中国源远流长而根深蒂固，深深进入了我们民族的潜意识之中，成了今天实行计划生育，控制人口过快增长的最大障碍，孝的生育动机的历史功过与得失，是难以简单加以评说的。

    3生育目的

    　在我国古代思想家、政治家中，以富国强兵为生育目的者不绝于史。墨翟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明确提出以富国为生育目的的思想家，他的政治理想就是“国家之富，人民之众，刑政之治”。[2]他认为生育众多的人口是使一个国家富强最为迫切的事。“然则土地者，所有余也；王民，所不足也。”他将大量进行生育看成是富国的基础，指出人口不足，“天下衣食之财，必将不足。”《管子》从富国和强兵两方面表述了生育的目的，说“地大国富，人众兵强，此霸王之本也”。[3]南宋叶适则进而论述了以富国强兵为生育目的的道理：“民之众寡为国之强弱，自由而然矣”，“为国之要，在于得民，民多则田垦而税增，役众而兵强。田垦、税增、役众、兵强，则所为而必众，所欲而必遂”。[4]虽然，古代的富国强兵生育目的主要是指向增加生育数量，因而在今天并不可取。但是，古人注意到了生育与国家富强，即注意到了人口再生产与物质资料生产的关系都是颇有现实意义的。今天，我们正是应当从这种关系出发，努力减少生育数量，提高人口素质。

     4生育意愿〔2〕

    4.1多生与少生对立的生育数量意愿

    我国古代存在着多生与少生两种针锋相对的生育意愿。多生多育，多子多福的生育意愿在我国历史悠远。早在周代的歌谣中，像“螽斯羽，诜诜兮，宜乐子孙，振振兮”，“卑尔昌而炽，卑尔寿而富”之类子孙繁昌的祝福便俯拾即是。以后，由于历代统治者的提倡，多生多育意愿更加深入人心。墨子通过反对“重丧”、“蓄私”等一些不利于生育的习俗和制度表达了该学派强烈的多育意愿。书中说，“君死，丧之三年；父母死，丧之三年；妻与后子死者，五皆丧之三年。然后伯父、叔父、兄弟、孽子其，族人五月，姑姐甥舅皆有数月”，这些多而长的丧期弄得百牲“作疾病死者不可胜计也，此其为烦男女之交多矣。”严重地阻碍了社会生育。《管子》的多生意愿体现在其消除社会鳏寡现象的“合独”主张中，他说：“所谓合独者，凡国都皆有掌媒。丈夫无妻曰鳏，妇人无夫则寡，取鳏寡而合和之，予田宅而家室之，三年然后事之。”统治者们的多生多育意愿贯穿在他们他们制定的法规律条中，《国语?越语》载，越王勾践曾“令壮者无取老妻，令老者无取壮妻”，并大力奖励生育，特别是奖励多胎生育：“生丈夫，二壶酒，一犬；生女子，二壶酒，一豚；生三人，公与之母；生二人，公与之饩。”这是说，一胎多子的，公家帮助抚养。汉高帝规定“民产子，复勿事二岁”[5]意即百姓生子，可免徭役二年。在这些思想家、政治家的多生意愿影响下，追求多子女成了我们民族生育心理的一大特点，也使今天的控制人口过快增长成了较麻烦的事情。